美國狂牛症牛肉進口爭議越演越烈，中央政府棄守把關之責，而將風險責任直接轉嫁到消費者個人身上，形成風險個人化之危機；同時，全國也陷入地方或民間自主管理、自律之迷思，而行政院長也附和鼓勵，真是奇觀，套句台北縣長周錫瑋所說「這是自欺欺人」。
狂牛症牛肉及內臟潛在含有普利原蛋白進口台灣到底有啥風險？有識者已經清楚的指出，其一、依照臺灣人吃牛肉及牛雜的習慣，將進入食用的高風險；其二、臺灣人向來有將內臟飼養動物之作法，牛隻內藏一旦作為飼料將進入食物鏈，而波及其他飼養動物，最終將進入消費鏈，所有豬、羊產品全部將全部被波及；其三、讓台灣出現潛在的狂牛豬、狂牛羊，我國農產品將被國際拒絕進口，而形成大規模的農業經濟損害；其四、地方或進口商自主管理到底能夠持續多久？在商言商，當五、六成的進口商拒絕進口美國牛內臟，其價格必定低廉，而有可能被加工業者大量進口，做成不同種類的加工食品，甚至混淆素食產品，在台灣也並不可能不會發生。
自1990年代末，世界各主要國家對於具有對人體健康及環境潛在風險的問題，皆視為軍事及經濟之外的國家安全事務。由於廣泛涉及公民日常生活之健康與權利，面對這些非傳統安全事務，各國政府除了高度警覺並在施政上採取預警原則之外，更重視在決策過程中與公民進行溝通，從而取得決策的正當性。在面對日益繁雜的全球化跨界風險上，包括歐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採取行動，強化與公民的溝通及決策的民主程序。這是走向科技民主的國際潮流。
可是，如同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世界各國在採用預警原則上分為亟待檢討的三種類型，第一是完全的專家決策，決策過程採取封閉、不透明的專業評估；第二是主要採取專家專業評估，但仍容許公眾及公民社會的聲音，然而，此類型也被批評決策不具正當性；第三，決策進行一方面採取多元專家的專業評估，另一方面開放公眾或公民社會參與決策過程，擴大決策共識及正當性。
此次美國牛肉進口事件，中央政府宣稱煞費苦心的談判及決策，一方面掉入了發展型國家唯經濟發展優先的迷思，忽略了國民健康之非傳統安全因素，而造成錯置的比例原則判準，可見高層並不具備全球化風險事務的視野；另一方面，在決策過程中較傾向WHO前所提到的第一個類型，迴避科技決策的民主與溝通，即使綠黨、主婦聯盟於前數個月要求衛生署舉行開放美國牛肉政策之聽證，也被迴拒。整體違反國際上之科技民主潮流，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一課。
在這樣的決策類型引發全國譁然之後，決策者試圖亡羊補牢，匆忙的要向充滿憤怒的公眾進行所謂的「加強溝通與說明」，或向國會議員遊說，以阻擋食品衛生管理法的修正，這是在早已充滿不信任的氣氛之下，進行無效的風險溝通。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二課。這種失敗的風險溝通，是否應該早進行典範轉移了？中央政府為什麼始終學不到教訓？
看來，行政院是決定硬著頭皮幹，然而，狂牛症病毒潛藏至少20年，一旦爆發開來將造成連續數十年動物疫病傳染及人類生命的風險威脅，不但漠視現行消費者的權利，也當波及未來的世代，此舉乃違背世代正義，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三課。更不要忘了，馬總統數個月前才簽署聯合國社會、文化及經濟公約，
回顧2006年1月底，扁政府開放美國牛肉的決策，衛生署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進行的風險評估，不但犯了以計算戴奧辛污染的模式計算使用美國牛肉的風險之謬誤，同時，衛生署也扭曲專家委員會的判斷「共識」，而造成數位重量級專家包括陳順勝及周晉澄憤而請辭。此次，政府委託台大公衛學院從事風險評估的過程中，也傳出衛生署強力行政介入的質疑。此種政治凌駕專業意見，扭曲風險評估的方法及過程，似乎仍充斥在我國的各種環境影響評估，而往往引發決策品質的低落與公眾的高度不信任。這是我們學到的第四課
此次行政部門與扁政府時代同樣，大玩風險評估數字遊戲，宣稱美國狂牛症牛肉風險只有幾億分之幾，聽者霧煞煞，但恆信者有之。請不要忘記，2006年開放美國牛肉時，是宣稱帶骨牛肉有較高的風險，不予開放，而與目前開放的說詞大相矛盾；也請不要忘記，美國每年銷售三千六百萬隻牛，只有約1%也就是三十六萬頭牛的篩檢，而仍有三千多萬頭牛未曾刪減，其潛藏風險之高可以想像，而日本、歐盟是每頭牛皆篩檢。到現在官員還大玩數字迷障，政治專業獨大而仍無法理解民眾的恐慌在何處，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五課。
再者，無論是上到總統或到衛生署官員，都宣稱將嚴格把關，加強查核，然而，這些說詞套用在我國國情上，民眾相信嗎？比較日本，2006年在開放美國牛肉，發現帶骨牛肉旋即於該年6月再次禁止美國牛肉進口，反觀我國，同樣在2006年1月開放美國牛肉，而分別於3月及4月發現帶骨牛肉試圖闖關進口，衛生署並未積極處理。管制能力原已鬆散，更屈服於政治壓力之下，其結果可想而知，這是我們學到的第六課。
最後，中央政府沒有把關，將風險推到個人化責任，一方面行政院又「溫柔的期待」業者的自律，另一方面政府又宣稱煞費苦心的談判不易，國家安全的邏輯只落在發展型國家重視經濟發展優先（或許有軍事優先吧），而繼續犧牲我國已經千瘡百孔的環境權與健康權，難道我們要繼續這樣玩下去嗎？正視這些全球化生態、健康、食品風險所鑄造新典範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這是我們目前最急迫應該學習與反省的一課。